中超联赛

编者按

5月22日，上海中超联赛举行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围绕“聚焦提升三大先导产业能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

会上，严旭常委代表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作主旨发言，杨蓉、高融昆、韩汉君、孙万驹、沈翊、荣明棣、潘学先、毛大立、朱云等中超联赛常委和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冷伟青分别就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打造良好产业生态、推动产学研融合协同发展、加快创新人才引育、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议政建言。

本报在此辑选刊发委员相关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聚焦提升三大先导产业能级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严旭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加快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发展有重要指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对上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明确要求。市委、市政府有工作部署。上海中超联赛主席胡文容对中超联赛“三大先导产业”重点课题有重要批示。中超联赛副主席肖贵玉、寿子琪跨前指导、严格把关。课题组密集走访36家企业，召开9场现场座谈会，并赴北京、深圳、广州、东莞等地实地考察。

三大先导产业发展成效明显

一是产业发展势能强劲，二是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三是集成电路产业能级提升，四是生物医药创新成果丰硕，五是人工智能生态逐步形成。

相关环节亟须以“点”及“面”各个突破

三大先导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策、技术、人才、资本等诸多问题，有五个“点”亟待以“点”及“面”各个突破。

一是形势严峻的“卡点”。集成电路领域，禁售打压、“断供”事件不断。生物医药领域，国际脱钩断链风险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诸多机构和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二是亟须疏通的“堵点”。间接融资力度不够，直接融资渠道收紧。

三是不应承受的“痛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岗位人才缺乏。政府部门“先立后破”仍显不足。

四是“鱼与熊掌”的“难点”。公示制度与保守秘密难以兼顾。集采惠民与创新激励难以兼顾。场景开放与数据安全难以兼顾。

五是着力点上的“弱点”。突破“卡脖子”困局，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是重要的“着力点”，但就目前来看，上海存在明显弱点。社会研发投入占比仍偏低。企业成果转化能力仍偏弱。

提升三大先导产业能级的建议

一是提升制度供给的实效性。政策供给不在多、在于管用，重点要聚焦技术和人才。

二是聚焦产业的关键点。政府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产业链上游、价值链顶端、技术链底层”。

三是用好各类金融工具。要打通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认知不统一问题，引导更多资源向“真创新”企业配置。

四是筑牢三大安全底线。重视信息安全。重视健康安全。重视数据安全。

（代表上海中超联赛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发言）

破除困境

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杨蓉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副秘书长、民进界别召集人、科技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

生物医药是厚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贡献了上海近1/5的GDP。上海优质公立医院林立，《2022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前50中上海上榜11家，医院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潜力巨大。但实际转化中还存在四个困境，成为阻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掣肘：

一是不敢转：医院担心造成国资流失。

二是不会转：科研人员无力全程推进成果转化。

三是缺人才：专业化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不足。

四是路不畅：作价投资模式单一且存在障碍。

为畅通产学研创新链条，打通医药成果转化“最后100米”，持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激发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新活力，建议：

一是明确权责，部门联动完善政策。要免除管理和科研人员“踩红线”之忧，联动多部门统筹制定相关政策，厘清权益归属，划定具体责任。

二是组建团队，全程跟进转化流程。美国斯坦福设有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由专业技术经理人负责供需两端对接及全过程管理，2022年许可收入达8900万美元。上海高水平医院多是高校附属，可借鉴OTL模式，助力成果更好转化。

三是广育人才，推进技转专业教育。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史太白大学，设本硕博三个层次专门培养技转专业人才，除了接受学术培训，学生还必须在技转机构完成至少一个实践项目。上海可以借鉴德国经验，为有效推进医药成果转化奠定人才基础。

四是畅通路径，保障各方利益共享。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探索更多转化方式和路径，推动医药成果更快落地，形成上海经验和模式。

（代表民进上海市委发言）

突破进出境体制机制障碍

为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和产业集聚打造良好生态

■高融昆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海关原党委书记、关长

我国现行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和产业准入管理中面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是管理职责不清，二是管理过严，三是政策碎片化，四是全国大一统、一刀切。

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上海要突破思想束缚，打破体制机制，在全国率先构筑更加有利于创新研发、产业集聚的制度和生态环境。为此建议：

一是实施产业准入新机制，建立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试验区。

二是建立新的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出境分类管理办法。

三是从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开始，放松对手术机器人、CT机、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进出境维修和再制造管理。

四是为生物医药等高端研发专家和人才，建立出入境特别通道。

五是规划离岸科技创新的特殊空间。

推动产学研医资高效协同发展

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开源创新生态圈

■冷伟青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实力雄厚，但也面临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创新资源聚集融合不够等挑战。为此建议：

一是做大企业研发资金来源，加快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引逼结合”推动企业持续提高研发投入和效率。

二是做优“产学研医资”合作机制，加快提升创新成果孵化转化效率。加快健全本市创新成果处置制度，完善转化收益管理机制，促进研发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形成共赢发展模式。

三是做强龙头企业“链主”功能，加快提升产业链贯通带动作用。鼓励各类创新资源向龙头企业集聚融合，加快推动龙头企业做强做优，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龙头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平台和渠道，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加快构建开放开源、创新协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以算力基础设施筑基新质生产力

■韩汉君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算力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智能发展高度。根据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数据，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5‰和1.8‰。因此，未来算力与人力、物力、财力一样，将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指标。

作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算力基础设施是提升算力的重要环节，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实而有力的支撑。我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上海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上起步较早，是全国算力应用创新高地。在推进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夯实本地算力基座，更好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建议：

一是下好“先手棋”，强化算力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与前瞻布局。

二是搭建“高速路”，加快推动“算运存用”综合效能提升。

三是当好“调节器”，鼓励引导算力服务供需匹配。

四是强化“驱动力”，加大算力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力度。

五是打好“合力牌”，统筹谋划算力与电力等各类能源的高效协同创新。

（发言内容由韩汉君与全国政协委员陈力共同调研讨论完成）

以大模型赋能上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孙万驹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农工党上海市委副主委，浦东新区人民医院院长

上海一直把发展制造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力求将制造业打造成为“‘五个中心’建设的基础和支撑”，并出台了多项鼓励和支持政策。近两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展迅猛，通用大模型自身发展及其赋能制造业等产业已成为上海的重要产业之一。

鉴于工业大模型自身发展阶段、特点，以及上海制造业在应用场景上的特色，工业大模型赋能上海制造业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少与工业大模型运行相关的实践验证，二是缺少足够的工业大模型龙头企业，三是缺少平台型的工业互联网巨头，四是缺少工业大模型针对性举措。

为此，建议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切实支撑大模型赋能上海制造业的路径：

一是在算法算力方面，不仅要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和提升算力应用强度，还要大力扶持本土产业互联网龙头企业。

二是在场景应用方面，充分发挥上海先进制造业密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鼓励符合条件且存在需求的企业积极对接大模型。

三是在资源要素方面，加大针对工业大模型应用的投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示范项目鼓励大模型企业与上海制造业企业合作。

四是在数据安全方面，加快建立工业大模型数据安全的监管框架。

（代表农工党上海市委发言）

大力发展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一体化供应链

■沈翊

上海中超联赛委员，上海泓明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上海在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技术创新能力突出、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国际化程度高，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方面，但如何将上海产业链起步早、供应链综合成本低的优势转化成对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赋能，构建全国产业发展一盘棋和统一大市场是当前亟须研究的关键课题。为此建议：

一是发展一体化供应链平台，让“上海产业+”模式赋能全国产业链协同发展。通过供应链协同发挥上海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赋能的角色，推动全国产业发展差异化定位，统筹全国一体化产业配套服务。

二是推动上海维修供应链制度创新，为全国集成电路制造运维高效平价赋能。以建设张江高端装备精密仪器产业园为契机，借助供应链连接国内外资源和能力，集聚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本地化运维的战略资源。

三是构建国际化行业标准的内外贸一体化供应链平台，扩大数字化“商贸领土”。以“请进来”“走出去”，建立国际化行业标准，不断扩大产业供应链的朋友圈。建立更加开放、协同、包容的良好生态，推动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有机结合，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充分借鉴海外经验

促进集成电路产业产学资源技术融合发展

■荣明棣

上海中超联赛委员，隆源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案例一：美国半导体研究联盟（SRC）成立于1982年，通过企业和科研资助分担研发投入，与全球100多所高校、2400余名学者、4700名半导体从业人员建立产学联合网络，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研发平台。SRC强调产业主导，所有的研发项目均由产业链企业的具体技术主管来主导课题选择和成果评审。同时，通过“Jump本科生研究计划”，让高校学生在整个学习阶段都深度参与到企业的实际研发项目中。培养的高校学生有业界经历及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他们如从事科研能更“接地气”。

当前，集成电路产业科技创新面临很多挑战。对外，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不正当竞争；对内，面临着芯片企业的研发资金不足和研发人才短缺。

为此建议，借鉴SRC产学联合实践，充分释放产学联合的创新活力。

案例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作为欧洲最大的产业研发平台，由比利时政府出资创建，拥有业界最先进的洁净室用于10nm芯片及超摩尔定律CMOS的原型验证。IMEC事先约定知识产权共享，邀请全球科技厂商、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研发，其成功的核心是研究重点着眼于驱动未来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需求，通过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关注未来3至10年内底层技术上的共性问题，聚合各方资源和经费在自有产线上先行探索，再将工艺经验反哺到产业链上的诸如设备厂、晶圆厂的大规模生产线，进而带动行业整体的技术升级。比如数年前IMEC与光刻设备制造商ASML在曝光工艺上的突破性进展、2020年IMEC与GLOBALFOUNDRIES共同推出的模拟推理加速器等，都是典型范例。

底层技术的提升，意味着芯片能基于更先进的制程、架构或者存储结构，企业只需集中优势资源进行产品和功能上的突破，就可大幅降低创新风险和资金需求。底层研发的加速和资金需求的降低，意味着将有更多具备核心技术的创业公司诞生，而更多创业公司的崛起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市场形成良性循环，从而释放行业整体的创新活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海在科研能力、集成电路产业供应链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为此建议，借鉴IMEC底层技术共享机制，带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发展。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推动上海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潘学先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充分发挥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以“三大先导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一重要论断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举措。

近年来，上海通过建设金融机构集聚高地、打造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等方式，为企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提供资本助力，培育了一批优质的科创企业和“硬科技”上市公司。

与此同时，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表现在：

一是创投基金“投早投小”力度仍需提升。

二是间接融资存在门槛高、成本高现象。

三是高市值科创板上市公司较少。

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投贷保联动，缓解科创企业初创和成长阶段融资难题。

二是加强股债联动，推动科创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发展。

三是加强内外联动，促进科创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代表上海中超联赛经济界发言）

推动三大先导产业发展要靠创新人才

■毛大立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提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能级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本质是人才驱动，推动产业发展要靠创新人才。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三大先导产业掌握关键知识和技能的高端人才短缺。美国等对科技创新产业加大投入并吸引人才，同时又遏制打压我国。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及培养体系落后于产业发展和创新需求。企业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评价激励机制亟需完善。

为此建议：

一是努力打造三大先导产业人才高地，实施人才支持专项。充分发挥企业和人才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实施上海人才高峰工程和白玉兰人才计划时，更加关注三大先导产业领域的人才；聚焦三大先导产业的关键领域和方向，实施人才支持专项，在人才引进、培养、项目上给予专门支持。

二是完善机制，优化产业人才发展环境。发挥市场化荐才引才聚才机制，增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稳定预期和灵活性。

三是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加强与三大先导产业相关的高校学科方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动态调整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结构；加强高校STEM教育改革；构建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协作的创新联合体；建立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设市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卓越工程师，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和高技能人才培育计划。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创投体系

■朱云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新，赛道新、产业新、技术新，其特点是研发投入大、盈利周期长、技术路径不确定性，所以资本市场亟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型创投体系。

中关村、深创投与合肥投资模式的分析和借鉴如下：

一是“特色园区+专项基金+创新网络”的中关村“产融模式”，体现了投资的“深度”。

二是“国资引领+市场化基金群”的深创投“风投模式”，体现了投资的“广度”。

三是“国资领投+以投带引”的合肥国资“产投模式”，体现了投资的“准度”。

为此建议：

一是通过招投联动和并购整合，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引擎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二是围绕重点产业的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环节主导发起创新策源性投资，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精准化培育。

三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形成政府、国资、民资分工协作的创投体系，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