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

编者按

7月25日，上海中超联赛举行十四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围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情况开展专题协商议政。

会上，孙甘霖常委代表中超联赛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作主旨发言，深入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从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整体协同、队伍建设、数字赋能和法治保障等方面提出建议。王德忠、毛大立、张军萍、吴瑞君、丁光宏、陈志奇、陆敬波、丁波、蒋浩、金江波、张琦、金可可、史和平等常委和委员围绕主题议政建言。

在此辑选刊发相关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做强“共同体”“基本盘”“倍增器”“防火墙”

孙甘霖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

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上海积极应对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迫切需要。按照《上海中超联赛2023年度协商计划》和《上海中超联赛2023年度议政调研计划》，中超联赛十四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围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议题开展专题协商议政，由中超联赛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牵头承办。3月以来，在中超联赛主席胡文容的关心指导和中超联赛副主席肖贵玉、陈群、吴信宝的统筹谋划下，中超联赛社法委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成立课题组，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赴部分区和兄弟省市，深入开展“强化基层社区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重点课题实地调研，并广泛听取相关政府部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一线代表等的意见建议，形成课题调研报告。

一、上海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深刻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治理基础逐步夯实，治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具体体现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持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提升等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二、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

对照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照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趋势、新特点，对照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协同推进的合力需进一步提升。一是治理权责需更加明晰，二是统筹协调需更加强化，三是资源配置需更加优化，四是多元参与需更加深化。

基层队伍的动力需进一步激发。一是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尚待加强，二是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尚待完善，三是社会力量作用尚待发挥。

数字赋能的效力需进一步增强。一是社区数字化系统有待完善，二是智能化治理场景有待拓展，三是数据治理水平有待提升。

三、在新起点上谱写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的若干建议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强化整体协同、强化队伍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强化法治保障，着力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着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着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着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努力走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子。

（一）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

一是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关于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精神要求，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统筹协调，统筹推进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推动治理主体之间职权关系改革，构建相互衔接协同的工作机制，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多元治理格局。聚焦赋权、下沉、增效，推动各职能部门切实保障基层在参与辖区设施规划、重大决策、联合执法、考核任免、协调督办、资金和人员统筹中的职权，进一步增强基层统筹协调能力。牢固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深化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健全完善组织动员机制、快速响应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打造平战结合的韧性社区。

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坚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科学化、精准化配置基层社区治理资源，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物质基础。在推进重大实事项目、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过程中，充分听取社区多元利益群体意见，推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再造、实现公共资源精准配置。依托区域化党建载体，整合盘活区域内各类单位和组织的信息、文化、服务等资源，发挥各方资源的最大效用。加大资金投入和保障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社会治理领域，开辟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经费来源。

三是完善多方参与机制。更加突出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积极拓宽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参与渠道和形式，让社会各方深度参与治理，形成多元参与的常态机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治理全领域、各环节。组织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深入一线协助做好社区治理工作，注重更好发挥“政协委员工作站”等的作用，建立形成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各自联系的群体广泛参与基层治理。

（二）强化队伍建设，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盘”

一是加强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强化居村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共情能力、引领能力、专业能力、协商能力，探索畅通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让社区工作者“工作有盼头”“进阶有通道”。

二是加强规范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激励和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三是培育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新生力量。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挖掘培育社区治理的内在资源和力量，引导和推动新社会阶层人士、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三）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倍增器”

一是完善数字信息平台。持续发挥区级城运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中心作用，提高向基层一线科技赋能效率。推广家门口服务体系、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等经验做法，提升基层服务和管理水平。

二是打造标杆应用场景。围绕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面向基层开发更多“高效办好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应用场景。聚焦居村干部工作需要和居民群众生活需求等社区管理服务应用场景。

三是优化数字生态体系。推动数据由上至下有效“回流”。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持续夯实“制度+技术+管理”三道防火墙。

（四）强化法治保障，构筑基层社会治理的“防火墙”

一是加快重点领域的制度供给。聚焦应急管理、物业治理等重点，加快修订完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用好用足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围绕加装电梯、群租治理、拆除违章等难点加强法治保障。

二是优化自治共治的政策环境。推动国家层面修订完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引导、支持居民缔结自治章程、居民公约、住户守则等，逐步提升居民的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

把握“五化”“七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王德忠　上海中超联赛委员、社会科学界召集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基层社会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根基所在、重心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制定出台了“1+6”文件以及减负增能增效的系列政策，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基层治理新路。现如今，我国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国际社会变乱交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科学谋划基层治理创新路径，是上海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建议着重把握好“五化”“七转”。

“五化”，就是把握上海基层治理面临的五个方面新情况、新变化。

一是把握人口结构的深度老龄化。上海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老龄化率由2020年的23.4%提高至2022年的25%，65岁及以上占比高达18.7%。当前日益加快的深度老龄化对养老服务、社会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心城区一些老年人集中的老旧小区尤为突出。探索多元共治的老龄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和多方供给的养老服务新路径，已成为基层治理当务之急的重大议题。

二是把握基层社会的快速流动化。如何实现流动人口治理全覆盖，消除社区治理空白点和盲区，是一大难题。这需要探索跨界协同治理新方式，推动基层治理精准化、高效化。

三是把握居住形态的日益多样化。上海拥有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出现长租、短租、共享居住等新居住空间，存在大居型、园区型、国际型等差异较大的多类型社区。满足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居住空间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新方向、新任务。基层治理方式方法要创新，社区服务供给的渠道和途径也要调整，简而言之，就是要更加多样化、更具差异性。

四是把握民众生活的广泛数字化。上海是全国数字经济、数字生活高地。数字化、智能化已融入居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基层减负增能增效的重要手段。“社区大脑”“社区云”等智能化治理系统建设越来越重要，既要加强关联系统整合，推进基础数据共享，又要拓展应用场景，切实做到有用、管用、实用、好用，让居民共享数字化治理带来的实惠和红利。

五是把握部分社区的高度国际化。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国际机构、人才和移民群体。来华工作的外国人中，近四分之一选择居住在上海，居全国首位。基层治理需要适应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群体的国际化需求，积极营造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国际社区新空间。

“七转”，就是上海基层治理创新要进一步推动“七个转变”。

一是推动“单项化党建引领”向“系统化党建引领”转变，塑造“以党建带治理、以治理促党建”的社会治理新体系。

二是推动“碎片化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三是推动从“统一化”配置向“差异化”配置转变，实现社会治理资源供给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的新机制。

四是推动“过度行政化治理”向“政社合作共治”转变，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五是推动“传统经验治理”向“数字智能化治理”转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赋能、提能增效。

六是推动“常态化治理”向“常态非常态综合治理”转变，提升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水平。

七是推动“自上而下的机关化评价”向“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转变，引导基层把工作重心转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上来。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

毛大立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现代化城市建设和民生基本问题，十分重要。当前上海强化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积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充分发挥社区组织作用，优化居村委会合理设置，差异化配置社区工作者力量，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批好做法好经验。比如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和后备人才库建设，动态补充居民区“两委”班子成员和社区工作者；选优骨干力量，将基层治理人才纳入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普遍建立志愿服务人才储备库，推动更多新就业群体加入“移动网格员”队伍，建立“第二楼组长”“第二梯队”，重点加强党群工作者、居委会干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四支队伍。聚焦基层干部普遍关注的职级晋升、待遇保障、表彰奖励等事项，提出一系列具体实在的举措。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各街道活跃的社会组织还不够多；各居民区群众自治的活力还没有充分释放，需要着力提高社会化参与水平，用好驻区单位、“第二梯队”、新就业群体等力量，积极培育发展群众自治组织、群众团队。

为此建议：

坚持共商共治，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发挥党的统一战线法宝作用，落实统战工作大格局，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扩大楼宇、商圈、市场、园区等区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共建联建带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互联、深度融合、协商共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持续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人大代表“家站点”、“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人民建议征集机制等建设，搭建更多民意“直通车”、公众“议事厅”，做到建言献策更精准，利益关系有协调。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法律、中介组织等专业力量，提供服务、化解矛盾；推动自媒体联盟、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精细化专业化作用和标杆效应，参与社会治理。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好协会商会平台枢纽作用，以“政会银企”合作机制，破解难题，服务企业发展。发挥上海街镇侨之家、新侨驿站、留学人员服务、城市民族、宗教事务等独特功能，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坚持固本强基，持续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牢牢抓住选、育、管、用等关键环节，加大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治理领域锻炼力度，完善社会化招聘、契约化管理、专业化培训机制，建设一支能吃苦、讲奉献、善作为的素质优良的社会治理基层工作力量。建立和完善社工劳动人事制度，切实保障社工的合法权益。探索提高社工薪酬待遇政策，落实“三岗十八级”薪酬等级制度，形成绩效考核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定期将符合条件的优秀村居委书记纳入事业编制，在实施乡镇街道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时，能兼顾到纳编的社区工作者。

进一步完善吸纳应届大学生到村居工作的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社区稳定长期工作。鼓励专业人才、高层次人才到社会组织工作，推进从业人员专业化、职业化。健全和完善社会工作人才落户政策、教育培训、职业水平考试、资质认证、实务督导、考核评估、薪酬保障、表彰奖励等制度，积极培育社会工作者队伍，稳定社会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发展途径，加强社会工作人员的职业水平评价和使用激励。倡导退休党员积极参与居委会工作，积极探索和完善“第二楼组长”“第二梯队”“移动网格员”、各类社区达人、能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完善志愿者管理和支持体系，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

进一步推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张军萍　全国政协委员，市妇联副主席，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康城社区中心专职副主任、康城社区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党的诞生地，近年来，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基层党建“继续探索、走在前头”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奋力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规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许多创新做法、实践经验已经成为全国基层党建的标杆，擦亮了新时代上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闪亮名片。

上海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并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基层治理中仍然存在条块壁垒，协同性和高效性不足；二是基层干部队伍与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需求不适应。

为有效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打破治理壁垒，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治理体系。尤其是在纵向上，要进一步强化各条块部门联动协同机制，做到组织联动、资源联享、政策联动，充分调动职能部门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构建齐抓共管、同心协力的工作格局。

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统筹社会多元治理力量。坚持育选管用全链条管理，进一步打造一支有情怀、有能力、有担当的基层治理队伍。进一步畅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聚焦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社区能人、达人，把基层的“金点子”变成发展的“金钥匙”，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适应人口发展新态势，创新基层治理新格局

吴瑞君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并作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这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基层人口治理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人口新趋势下社区人口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人口是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要素，“七普”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少子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多样化，以及人户分离、居住分化等特征，对社区托育服务、教育资源和养老服务等面向特定对象的公共资源配置和服务提出了新挑战，突出表现在：0—6岁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资源配置区域不均衡，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区域教育资源主要按照人口总量规模规划配置，没有充分考虑居住分异引发的区域学龄人口规模及其在分布变化趋势的差异；针对老年群体的社区养老医疗服务结构性矛盾和空间布局失衡的问题同时存在，助餐点的数量与老年人的空间分布不完全一致。

二、适应人口新趋势，构建精细化的人口分层分类管理服务新机制的具体对策建议

社区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应以服务人口的规模制订规划建设标准。本市有关方面应向国家发改委建议，调整单纯按常住人口总量设定“托位”等标准的做法，在指标设定时须高度关注人口结构的合理性，以免导致近期资源供给紧张与未来资源空置严重的双重矛盾。同理，在本市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中，教育、养老等资源配置也要根据学龄人口、老年人口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调整优化。

着力加大“一老一小”社区服务的多样化供给，提高资源供给的可及性及可获得性。加快推进宝宝屋在各区的推广建设力度，为有需要的常住人口提供托育服务和喘息服务，推动提升生育意愿。增加人口导入区尤其是学龄人口相对集聚区域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把幼儿园托班开齐开足。根据各地区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程度变化，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和护理床位建设。开发打造智慧健康为老助餐服务体系，探索全天候供应，着力解决社区配餐点建设和品质个性化的问题。

进一步提高区域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水平。依托大数据中心，上海实有人口信息库，动态跟踪及分析掌握社区人口趋势性变化特征；区域协同，按照社区常住人口规模划分街镇和村居治理单元，构建15分钟公共服务圈；依据居住类型以及居住分化的现实，完善基于常住人口的分层分类管理机制。

以数字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丁光宏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基层治理，加强基层政府数字化建设，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基层治理刚需、疏解治理困境、保障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结合当下上海基层治理实践和现实瓶颈，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完善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基础框架

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技术手段，对传统基层组织进行制度结构、工作结构和信息结构调整，构建以信息共享为基础、以运转高效为要旨、以问题解决为重心的新型基层治理框架。

首先，数字赋能拓宽治理边界。借助数字技术赋能，突破时间掣肘和空间限制，形成基层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点联动的数字治理边界。一是通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向社会和公众赋能，完善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丰富和便捷民众表达、交流和互动的途径与渠道，保障民众知情、参与和监督权利。二是线上“上下联动”的多维治理转变，形成全覆盖治理网络，不断提升和完善上海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其次，数字赋能优化治理方案。一是增强治理流程的内生联系性和科学性。通过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交叉验证和加密算法等技术手段，形成具有深度挖掘、联机分析和综合研判能力的数字治理方案和数字表达、数字分配、数字监督的流程规范，保证基层治理流程的程序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二是突破基层社会治理的地区局限性。打造点面结构的分布式基层治理网络，强化基层点的数据关联和价值重构，推进基层协同和无缝衔接。三是降低基层治理的行政壁垒。增强数字融合与部门合作，促进行政业务重构和流程再造，完善跨部门、跨层级的政务服务。

二、建设基层数字化治理的平台和场景

社会治理是“民心工程”，要避免构建单一化的“唯技术”数字化基层治理场景，避免过分依赖数字红利而产生主体失势、秩序失衡等新的治理困境。始终以服务于人作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一是立足城市基层治理特点，加强物联网连同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软硬件设施平台支撑体系建设。

二是搭建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规则建设平台，完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原则。

三是建立市—区—街镇—居村“四级联动”的政府数据平台，有效衔接市、区级数据与基层数据。

四是整合风险应急、协同治安、维护权益、服务居民、化解矛盾等应用场景的基础数据，加强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

三、加强基层数字化治理风险防范

由于数字化治理导致制度供给端口前移，应提早防范并重视基层数字治理可能带来的治理偏差、矛盾叠加等新问题。

一是避免“数字悬浮”现象，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效能提升工具却引发基层治理任务增加，形成新的基层负担，避免由于数字技术对于政府、企业与公民赋权的非均衡性而造成的“数字利维坦风险”。

二是要尽快确立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门槛准入标准和技术风险防范原则，加大数字算法纠偏、漏洞监测、责任追究和隐私保护的技术供给与制度供给。

三是加快形成数字表达、分配、监督的流程规范，实现对基层治理数字风险的预判，规避潜在风险叠加放大。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陈志奇　上海中超联赛委员、特别邀请人士界别副召集人，黄浦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近年来，黄浦区为了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黄浦样本”，着力通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汇聚起社会治理多元协同的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各类市区两级机构、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边界分工不清晰，各类平台、机制的运行不够系统，整体性、协调性还有待提升。

二是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工作品牌有待进一步整合升级。现有的多元参与的好做法，如区域化党建、“三会”制度等品牌工作的推广拓展运用不够，品牌实效性还有待持续优化升级。

面对基层治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赋能基层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结合黄浦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健全党统一领导下的各方参与服务阵地体系。进一步理清各级各类机构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责边界和功能作用，健全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与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架构。理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从全市层面深入开展调研，将各区基层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区域化党建、街区党建联盟引领推动区域治理做法或者品牌工作，加以梳理总结，并广泛推广、深化运用，持续整合资源、赋能基层治理，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整合资源、动员群众的能力。

二是推进成熟的品牌工作持续优化升级。30年前发源于黄浦的“三会”制度，在居民区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年来，黄浦根据中心城区商务楼宇集中、白天工作人口密集等变化特点，将“三会”制度进一步向楼宇、园区、商圈、市场等新兴领域及云端延伸。第一，通过建立楼宇社委会，将原先覆盖街区、社区等“平面社区”，逐步向商务楼宇、园区等“垂直社区”拓展应用；进一步发挥社区单位的作用；第二，将话语权交给企业白领，将“三会”制度运用转化成“楼宇企业”的议事规则，以行政支撑与自治共治相结合的方式，把“不定期”被动发现问题转变为“常态化”主动收集形成议题，把“单一性”政府部门主导解决转变为政府部门、楼宇、园区、白领“多元化”主体协商共治；第三，探索数字化治理“云三会”项目建设，打通基层协商物理空间壁垒，形成了覆盖全主体、应用全领域、协商全过程的“三会”制度体系。

三是加强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是承接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载体，特别在托幼照料、为老服务等民生保障领域能发挥积极的作为。但从实践中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其在承担职责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工作室队伍带头人匮乏、基层治理涉及专业服务领域的人才紧缺、组织内部制度尚需完善、社会组织评估体系不健全等短板。建议增设社会组织培训体系，集中打造各类平台与基地，如各类社会治理人才的培养基地、提升社会治理能级的跨领域研究与实践平台、社会治理行动的干预与评估基地等；鼓励有条件的区域设立“社工学院”，在提高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的同时，增强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力军”意识，促进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陆敬波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

基层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治离不开法治，法治为自治提供必要的规范保障。国家和上海出台的系列基层自治法律规范，在促进和保障本市基层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进一步加强基层自治的法治保障，提升基层自治的法治化水平，提出以下3点建议：

加强基层自治规则的供给和自给。一是针对基层自治中的盲点或模糊之处，出台本市地方性规则。比如可就加装电梯时如何在尊重多数业主意愿的同时，合理兼顾一楼业主等的利益制定具体规则。二是推动各社区依法形成符合实际、居民认可、落地有效的自治规约等。三是支持业委会代表业主与物业共同优化相关合同、协议，提升物业服务的规范性。

赋能与规制并举保障依规则自治。一是提炼全市优秀业委会的工作经验，编撰本市统一的业委会工作指引，并由居委会指导和监督业委会按指引开展工作。二是针对社区内常见的各类不当行为，完善由居委会指导，业委会监督，物业企业执行的三方联动处理机制。三是加强法治培训和宣传，着力提升基层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规范自治组织合规运行，引导社区居民依法维权。

充实对基层自治的法律服务保障。一是升级村居法律顾问为片区内“轮换+预约”相结合的模式，街镇按片区统筹安排不同专长的律师，按需匹配。二是根据基层自治需求，各街镇扩大招募由热心公益的高校法科生、律师、公检法司退休人员等组成的法律志愿者队伍。三是吸引高水平法治人才参与基层法治工作，同时完善公职律师制度，更好发挥高水平法治人才和公职律师助力基层法治的作用。

赋能青年志愿者队伍，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丁波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共青团和青联界别召集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

志愿服务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青年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本市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截至目前，志愿汇平台上注册的上海青年志愿者达260万。

当前，青年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仍有一些瓶颈问题亟待突破，主要包括：如何在社区找得到、叫得动青年仍需持续破题；如何让青年志愿常态化项目供需两旺仍需探索；给予青年志愿者的保障和有效激励还需要加强。

为此建议：

壮大社区青年志愿服务力量。首先，充分用好现有社区青年达人、能人资源。其次，积极吸引、用好大学生志愿者有生力量，市教委、团市委、各区要推动建立区校对接平台，健全大学生见习、挂职等制度安排。最后，要切实发挥好青年社会组织作用，民政、团委通过购买服务、重点培育、项目扶持、能力建设等方式，加大对青年志愿公益组织及其负责人、骨干的培养，特别要在防疫、应急等专业领域凝聚一批社会组织骨干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来、顶得上去。

强化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支撑。可结合社区重点需求、邻里互助、生态环保等需求，集中资源、力量打造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青年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同时，可依托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平台，收集储备复制推广性好的项目，联动各方共同支持赋能，引导更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融入社会治理事业。

加强青年志愿服务激励体系建设。由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团市委等单位结合实际，共同研究细化完善市级志愿者激励保障机制，促进不同市级志愿者信息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

“抓前端治未病”，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蒋浩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对于纠纷，国家不仅要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提供一整套多元化、立体式的化解途径和体系，更应关注纠纷更深层次的源头治理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带来新挑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高效的多元解纷需求与基层治理中依法依规意识不足，纠纷解决渠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基层治理中纠纷防范化解方面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基层仍有办事难执法乱现象，容易产生矛盾隐患；公共法律服务难以满足诉求，矛盾疏导作用有限；诉源治理多头推进发力分散，存在机制体制短板。

对于上述问题，建议从3个方面进行提升完善：

优化基层办事流程和履职能力，以法治化“温度”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着力解决群众感受度最深的“急难愁盼”问题，从根源上避免纠纷矛盾。比如继承问题，可探索继承事项办理流程化、清单化、智能化改革，精简办事程序，加大“证明承诺”和“失信惩戒”制度的探索适用，统一证明要求，优化线上服务，减少“证明难题”。比如基层执法方面，重点培树基层人员融合“法理情”进行执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细化完善执法事项工作要求，增强上、下级协同推进依法行政力度。

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支撑作用，以专业化“精度”增强基层法治推动力。将基层法治“所需”与公共法律服务“所能”相匹配，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与基层治理网格双向联结，确保每个网格都有“法律顾问”。聚焦基层治理难点堵点和群众涉法涉诉关注点，“对症下药”提供专业法律支撑，通过线上线下律师接待、志愿者法援、送法上门等方式为民解忧，突出首问负责、群众评价、监督问效完善公共法律服务考核评价。

健全诉源治理统筹推进机制，以社会化“广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在党委领导下，树立“大治理”意识，统筹引入体制内外资源力量，系统建立党建引领、多元参与的诉源治理体系，画出诉源治理“最大同心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和落实解决渠道。科学设置诉源治理评估指标，推广“万人成讼率”纳入地方平安建设考核体系的做法，以评促建，推动诉源治理走深走实。

完善业委会机制建设，促进业委会依法履职

金可可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物业事务业主自治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框架与原则，实现物业事务业主自治，核心之一是业委会建设。完善业委会机制建设，促进业委会依法履职，是当前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业委会履职的现状与问题主要包括：业委会“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物业“管家”变“当家”，反客为主。

解决业委会依法履职问题的对策建议：

完善业委会机制建设，补强业主自治力量。一是科学设定业委会成员人数。二是实行替补委员制度。三是构建立体化、“公司化”的业委会组织架构，增强其他业主自治力量，补强外部专业支持力量。

引入电子投票等数字治理手段。建议尽快制定《上海市小区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建设、完善小区治理公共信息平台。

立法完善业主自治规范，强化对失范、失序自治行为的监管。业主对物业事务的自治，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业主自治规范与自治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相关立法修订时，应重视对业主自治规范本身的监督，对业主自治过程中的失范、失序行为进行规制。

构筑多元化美育平台，赋能社区公共服务

金江波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应推动美育进社区，让艺术参与社区文化生态建设，构筑多元化的公共美育平台，赋能社区公共服务，以美的理念、美的行动、美的方式缔造上海城市的大美，让每个社区都成为市民精神生活的美育驿站，在家门口天天与美相遇。

为此建议：

一、加强美术馆、博物馆与社区、高校之间的协同互动。上海拥有全国最丰富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歌戏剧院系统，要积极发挥其在社区美育的主体作用，探索以“美术馆、博物馆之夜”和“微展览、微音乐、小戏剧”等多种丰富的形式吸引市民的参与，同时，与高校、社区多方联动，成为像“村超”式的大众参与的美育活动。

二、倡导丰富多样的“以人为中心”的美育社区建设。邀请青年设计师、艺术家开展了“居民楼宇画廊”“绿地创意小品”“社区手工创意节”等青年创意艺术季计划，鼓励居民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引导社会形成向上向善向美的风尚。

三、加强社区化的美育工作者的培训。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第三方文化使者”公益性、服务型社区美育教育工作者的联盟，整合数字媒体信息平台，推动社会资源共享，扩大社区美育影响力，创新社区教育学习形式，丰富居民美育活动，形成线上线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群落。

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社区美育范式。社区美育是通往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社会的桥梁和重要路径，要形成示范性的美育社区建设的基地，要让居民们变成艺术家，社区就是“无墙美术馆、无界博物馆和无边歌剧院”，在家门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聚焦基层治理，持续深化“两张网”建设

张琦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基层治理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民主法治有效运行的基础。“两张网”建设是指以信息化为基础，促进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和信息共享，其中包括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在“两张网”建设中，降低基层人员的负担和提升治理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在“两张网”的建设中要真正做到基层人员“爱用”“管用”和“好用”。

一、加强调研，重视需求驱动。要以实效性为建设目标，聚焦场景，注重解决实际痛点、提升效率，而不是以单纯建立大屏与可视化图表的“伪数字化”形式主义，要切实解决目前“两张网”在基层治理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不会用”“不愿用”“不好用”，以及应用的普惠性不够，群众感受度不高等问题。

二、推进“两张网”的融合建设。要关注两网的数据融合，加强两张网的标准化和共享机制的建设，制定统一数据的标准，建立交换和共享机制，保障数据的流动和应用。做好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和应用工作，确保数据脱敏的同时，从数据查验、数据核验、数据维护等角度在两网间流通。在应用场景上，发挥“两张网”平台化协同优势，以“协同共治”破解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治理难题。在社会和城市治理统筹协调、有机衔接治理体系方面，形成破解跨部门、层次、区域协同治理难题的“上海方案”，实现经验共享，拓宽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三、充分广泛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人工智能新技术是数字化治理时代的核心技术，对于基层治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具有重要意义。“两张网”的建设中要充分广泛地应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新技术，帮助基层治理人员快速识别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包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实现流程自动化、智能客服和互动等。

四、有效减负，提升基层数字化能力。在“两张网”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应该针对基层干部的数字化应用能力进行培训，确保干部能够掌握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在工作中灵活应用。要打造融合共建的共享平台，让基层人员在业务过程中快速定位、高效交流；要打造共享知识库。市级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进行技术攻关，解决不必要的数据重复采集和录入，切实为基层减负。同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为基层提供管理和服务所需的数据，真正实现数据赋能。

共建数字化社区服务管理平台

史和平　上海中超联赛常委，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在相互信任、信息透明互通基础上，由政府、社区、业委会、业主、物业等各方参与，共建数字化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对智慧社区的建设和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为此建议：一是“政务云”建设，希望政府主导建设智慧社区基础平台，基础数据平台对社区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包括房建、图纸、维护记录、数据记录，这些信息不因物业变更有任何缺失，由统一平台后台进行管理，并具备数据预警分析功能。二是提供物业服务等信息及时披露，建立业主评价机制，解决信息披露和监督瓶颈，及时处理相关问题，促进基层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