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浩气在人间
孙中山北上及其目的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计。孙中山按照既定的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用以消除军阀割据，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内安定和平的政治目的之方针，毅然决定北上。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众随员由广州乘轮船北上，途经香港、上海和日本的长崎、神户等地，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最初孙中山北上的目的地是天津。孙中山于11月17日在上海同国民党干部及冯玉祥、段祺瑞的代表谈话时曾指出：“关于天津会议之内容，予并未接有段祺瑞何等报告，万事俟予抵津后再行协议。”11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日本记者谈话中指出：“中国频年内乱，多半为外人直接或间接造成，过去如广州商团事件，现在如吴佩孚南下事件，暗中均有外人从中指使，无非欲达其侵略政策耳。余此去纯然以中华民国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届时余即将建议此项主张于会中，共赴国难，如要求撤废治外法权一事，即为入手计划之一。”表明了孙中山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此次孙中山北上的目的是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当时主张和平统一中国。其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以全国已经有组织的团体，举出代表出席国民会议，大家来解决国事。这些有组织的团体是：（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反对曹、吴的各路军队。（九）各政党。而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诚如孙中山所言：“一个就是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一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因为“中国祸乱之症结，实为军阀专制与军阀所依赖之帝国主义。必须打倒此二者，中国乃可进于治平。”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未及孙中山抵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便于11月17日在天津开会议决：段祺瑞先入京主持一切。21日，段祺瑞在天津通电全国，宣布于24日入京就临时执政，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同日，孙中山致电在天津的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告之于22日由沪启程，绕道日本赴北京。24日，段祺瑞在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这样，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孙中山病情及逝世概况
1924年12月31日下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人乘专车由天津抵北京。其随员寓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作为办公地点。汪精卫负责政府方面及各团体的接洽，黄昌谷负责新闻界的接洽。孙中山则下榻在北京饭店。
当时孙中山在京治病过程中，居住过三处：
1924年12月31日至1925年1月26日下午三时前，孙中山“住北京饭店五楼五百零六号”房间。其间为孙中山治病的医生有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刘瑞恒，德国医学博士克礼、美国医学博士施美德路士，以及协和医院的罗医生、苛医生，德国医院的狄医生和由天津请来的德国医学博士施密德等七人。其间孙中山的病情日渐严重。到了1月23日，孙中山的“眼球发见黄色，知肝脏之脓，渐将侵及他部，非施手术不可，乃由中、美、德各国医士共同决定，拟行割治。”即决定为孙中山做手术。
1月26日至2月18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并做了肝癌手术。其间为孙中山治病的医生有刘瑞恒博士、克礼博士，协和医科大学外科主任邵乐尔、协和医院的戴纳医生、泰尔医生及俄医某氏等六人。1月26日下午三时，孙中山由北京饭店移入协和医院。下午五时，开始做手术。当时为孙中山做手术的是西医外科专家刘瑞恒、邵乐尔，此外有克礼及俄医某氏在场。除四医外，则为助手和护士若干人。中山先生左右，仅汪精卫、陈友仁、孔祥熙等三人进室探视，宋庆龄亦只在临室静候而已。其他专门医生均在手术室外。“割治之处，在体之左侧，切开约五英寸许。因局部曾用麻醉药，并以析法禁住血管流血，故施术时本人不觉痛楚，出血亦甚少。切开后，当用如笛之具，将肝部之脓吸出，盛以盘。盘中置脱脂棉，每吸取脓一部分，即置于棉中，交专门家化验。及脓吸尽，乃施洗涤之术，并见肝部果生有恶瘤，即癌是也。割治毕，立即缝密如故。计自施术起至缝密止，仅经二十五分钟之久，实割治术之最适当者也。”其后即将孙中山“移入三零一号病室。七时许即已醒觉，并不觉痛。其吸出之脓，经分析化验之结果，断其病已起在十年以前。忆民国五年间，中山先生即患胃病，盖即此肝部之癌作祟也。”术后几日，孙中山病状无大变化，但体气逐渐衰弱。2月3日，克礼医生向孙中山先生宣告“临终之期已迫，中山闻之泰然。”2月6日，孙中山接受镭锭治疗。18日，孙中山出医院，迁入铁狮子胡同行辕。
2月18日中午十二时许至3月12日上午九时半，是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行辕治疗及病逝之期。其间为孙中山治疗的医生有克礼博士、著名的中医陆仲安、唐尧卿、周树芬，以及由德国归来的葛心慈和著名的西医王纶。到3月5日，孙中山“四肢呈浮肿之状，腹部之水肿，显而易见。”10日，孙中山出现神志昏迷之状。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势垂危，已近弥留之境，孙科、汪精卫致函挽留王纶医生。据1925年3月12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先生病益笃》记：
孙中山先生病状自日前陡变后，昨日（十一日）益见危笃，脉搏增至一百六十。惟孙科、汪兆铭等除致急电通知粤沪等处民党要人北上外，并函挽留西医王纶，继续注射驱癌药液，尽人事之挽救。兹录克理报告单与孙汪等致王医函如左：
克理公布之病状单：病者状况较昨日更衰弱。腹中水分增加，不能取出以减少压迫与呕吐。昨夜颇安静，惟已渐不愿进食，温度如常，脉搏一百五十至六十，呼吸十—。
孙科汪精卫致王纶函：
纬宇先生台鉴：
此次先生远道来视总理疾病，同人深为感激。先生所用之驱癌药液，诚为对症之药。自第一次注射以至五次，经过良好。第六次以后，病势依然进行，此显为药力不敌病势之所致。非药不对症也，今总理病势日趋沉笃，惟信任先生之念始终如一，时时谆属先生诊察。故弟等，于此时间，坚留先生勿速离开。先生虽对于病者已告失望，然倚藉先生者，仍甚殷也。
11日晨，孙甲山补签了其2月24日口授的，由汪精卫记录的国事与家事遗嘱。据1925年3月16日《申报》载《孙寓吊唁记》中披露：
孙早自知不起，二月二十四日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稚晖等九人证明。今日（12日）招待处最先发出者，为某君所录出之一份，后复油印遍贴散发。孙卧房之中室，则悬其签字一份。遗嘱系于昨（11日）晨签字，由孙夫人手托其臂而后执共分：纸写，孙之签字及孙科签字，均用蓝墨水写（所制铜所签之字不明显即以此故），余以中国毛笔写之。由同生照相馆，当场拍出。兹抄录如下：
《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三月十一日补签：孙文
证明者：宋子文、孙科、
戴恩赛、邵元冲、吴敬恒、
何香凝、戴季陶、邹鲁、
孔祥熙
《国事遗嘱》中提到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四部著作，是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络。其中总结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军事、统一战线和政党建设思想。
《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三月十一日补签：孙文
证明者：宋子文、孙科、
戴恩赛、邵元冲、吴敬恒、
何香凝、戴季陶、邹鲁、
孔祥熙
《家事遗嘱》中，则体现了孙中山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孙中山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孙中山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物质财富，却给全国人民留下了丰富、宝贵、值得珍藏的遗产——革命精神，不朽功业，崇高的人格。这是鼓舞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一。
另外，还有一份鲜为人知的《遗嘱以外之特嘱》。当时披露的情景是这样的：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嘱托何香凝，日后多关照宋庆龄。据1925年3月13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先生逝世》中披露：“中山先生于十一日下午九时宣示遗嘱之际，特令人请廖仲恺之夫人入室，既至，中山以手指夫人宋庆龄氏曰：‘彼亦同志一份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说明临终的孙中山仍然念念不忘对宋庆龄的关爱。
关于孙中山与廖仲恺夫人的此次谈话，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亦记：“三月十一日的下午，孙先生的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渐渐退减。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恺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话，就潸然握住我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另外，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还签署了《致苏俄遗书》，其中指出：“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有关孙中山的家产及子女方面的情况，据1925年3月16日《申报》载《记孙中山先生之逝世》中披露：
中山性喜读书，收藏颇丰，广东、上海两处各存若干。住宅在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系民国元年华侨所购赠者。后因革命需费，出押于人。再经华侨代为赎回。余则可称“身无长物，不名一钱”也。中山有一子（名科，字哲生）二孙，本有二女，一归戴恩赛博士，一则于前岁病殁于广州。
孙中山当时已预知自己于人世的时间不多了。据1925年3月13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先生逝世》中披露；“据民党传出消息云：中山遗嘱签字之后，约三十分钟，忽呈喜色，告左右及家属曰：‘吾久为恶魔所扰，然今者吾已悉驱而去之矣。吾明晨将行，行时当有天使来迎也。’时左右及家属，闻此皆为之悚然。”
11日夜半后，孙中山“已不能有系统的发言，仅以英语或粤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而已”。梁启超曾对汪精卫说：“次数语抵中山一部之著作，足予全国人民一极深之印象。” 12日凌晨二时二十五分，孙中山“痰大涌，遂不能言，其两目上翻，尽露白色”。此时对于孙中山的病情，已经是群医束手，针灸无灵，药石罔效。至上午“九时二十七分，”革命元勋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顾维钧宅）逝世。
当时，京、津、沪等地各大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据1925年3月13日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先生逝世》中记：
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遍发通告，告知同志，其文云：
敬启者：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客冬北上，本求贯彻主义，倡筹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定。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疗无效，于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曷胜痛悼，哀此奉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启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晚年北上，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出发，至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为止，共122天。其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正如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孙中山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前进路上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巨大财富。
海内外悼念孙中山概况
从孙中山逝世后海内外悼念孙中山活动的情况，便足以了解当时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半，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当时孙中山的遗体由铁狮子胡同行辕移至北京协和医院做好防腐手术之后，于3月19日移灵于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供各界人士瞻仰遗容。当时海内外各界人士举行的各种仪式的追悼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隆哀盛况。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25年3月12日至5月9日，有当时的17个省和今天的4个直辖市，以及上百个市县，还包括当时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和台湾，海外则有苏联、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越南、韩国的华侨及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当时参加追悼活动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头百姓。可以说，包括了党、政、军、农、工、商、学、兵、报人、教师、僧人等各界人士，并包括海外的华侨及社会名流。当时据北京孙中山先生治丧处统计，从1925年3月19日至4月2日，各界人士赴中央公园祭吊者就达746123人，团体达1254个，收到花圈7000余面，挽联59000余副，横条幅500余件。4月6日，治丧处发出谢吊函就达23000余件。由此可以想见，国内的其他地方和海外的追悼大会所收到的挽联、花圈以及参加的人之多，是难以统计的。这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哀思之情。
1925年4月2日，是孙中山先生大殡之期。这天下午4时35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运到碧云寺。灵柩停在寺内第十一级最高峰——院塔。塔高四丈许，四围皆石制，塔中空，其内有二尺三寸高之石龛。石龛的左右，有石级，可登塔顶，俯视北京，全城在望。夜间登临，万家烟火，尽收目中。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李大钊曾为护柩人之一。为了表达自己对孙中山的思想感情，李大钊撰写了挽联。
孙中山先生逝世，距今整整一百周年。他留给我们丰厚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如何学习、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