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上海岁月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武昌起义前，他来到黄浦江畔就达12次；1911年12月至1924年11月，他与申城结缘更深，寓所先后有过3处。今年3月12日，是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逝世100周年，让我们怀着崇敬一起来追寻他的闪光足迹……
“未带金钱，所带者革命精神而已”
1911年12月25日早晨，孙中山从海外乘邮轮经香港抵达吴淞口，因有迷雾细雨，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出的军舰“建威”号与之擦肩而过；幸好革命党人也乘“江利”轮迎接，才不致误事。上午9时45分，身穿黑色西装的孙中山乘“江利”轮在黄浦江海关码头（今汉口路外滩）登岸，天气转晴，恭迎这位辛亥革命领袖的各界人士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接着，孙中山乘汽车去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爱俪园（遗址位于今上海展览中心一带），接见同盟会骨干和相关人士；午后，他又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与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伍廷芳等会晤，了解南北和谈情况。
傍晚，孙中山入住沪军都督府先期安排的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这里原属法国人屠榭之产业，是一幢法国式的3层花园洋房，坐北朝南，每层有拱门式结构的房间8个，都带内阳台；外立面为砖墙，深灰色镶嵌着暗红色；前院和左右两侧都是碧绿的草坪，旁边种植梧桐树，围着竹篱笆。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筹建“主持对内对外大计”的政府，他频频约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12月26日和27日的晚上，孙中山两次举行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会上，针对有人主张内阁负责制，他严肃地指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12月30日，孙中山又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修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宣言批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这天，他还接见新成立的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人，畅谈革命主张和社会主义，宣布“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表示自己“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鼓舞民众，他屡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在接受上海《民立报》记者采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数日后，他又应请为这份由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报纸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并手书“‘Unity’is our watch word”的英文题词，希望革命党人始终团结一致。当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记者问起“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他明确回答：“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革命精神而已。”上海法文报纸《中法新汇报》（L'echo chine）总编辑莫耐斯梯埃进行采访后，在发表的《孙中山采访记》中说：“大院四周停了数辆轿车和‘西克桑’车。我们立即知道，屋内有许多来访者。出示名片后，我们便被引到一间由餐厅临时改为办公室的屋子”；“孙中山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即认出了他。还是像我们多次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他的脸庞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初次接触，乍一看来，他是谨慎的，但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上唇蓄着细而密的小胡子”；“我们立即表示了对革命成功的祝贺……又问：您对所建立的共和体制有明确方向了吗？孙答：我个人赞同汲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选择一种间于两者的共和体制”。
在6天里，孙中山起早摸黑极忙碌，几乎无空闲，所以有报纸称他是“一刻千金”。据相关史料记载，上海工商界为了支持新政体，慷慨资助了700万两白银。
1912年元旦上午，孙中山身穿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镶嵌红边的军帽，在数千人热烈欢送下，从沪宁铁路上海站（北站）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10余天后返沪。4月15日，在上海同盟会机关和商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民生主义演讲；4月17日，他出席中华实业联合会在上海张园举办的欢迎会,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曾表示：“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4月19日，上海《民立报》报道：目前孙中山“由中西绅商公请至宝昌路四百零八号洋房内”，出席了欢迎会。
经历百年风霜的孙中山行馆旧址，相继做过启秀女中、上海第十二女中、淮海中路小学的校舍。如今，它基本保持原貌，各类特色构件也被精细修复。可以说，这幢房屋是酝酿筹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地方，它曾对近代政局产生影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
由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并想当皇帝，孙中山在上海发动了“二次革命”；讨袁之役失败后，他被迫再次流亡海外，在东灜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并任总理。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举行婚礼。翌年5月初，孙中山决定从日本返回上海，曾隐居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宅。一个多月前，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却仍以大总统自居。为此，孙中山再次发表《讨袁宣言》，其中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他清楚地意识到，目标不能仅限于袁世凯的去留，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
1916年5月19日早晨，宋庆龄回到申城。就在前一日，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暗杀，但他不顾危险，毅然亲赴码头迎接妻子；经友人韦玉（Wai Yuk）帮助，夫妇俩当天秘密住入《中法新汇报》馆。翌日，宋庆龄致梅屋夫人函使用“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地址；在这里，夫妇俩不能随便外出，信件均以韦玉名义寄发和收取。宋庆龄曾回忆：“孙逸仙和我住在Wai Yuk的办公室里，Wai Yuk是当年一家法文日报《中国回声》（按：“L'echo chine”的直译）的编辑，当然我们不能出去，也不能探望同志们，但我穿上西式服装可以在晚上溜出去办事”；她还曾在便笺上提及“韦玉先生，是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此报即‘L'echo chine’，在八仙桥”，又说明“这报馆是在从前的爱多亚路（按：由洋泾浜填筑而成）”。由此可见，《中法新汇报》馆应位于今延安东路东段，因城市变迁现已无迹可寻。
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惧病死。不久，孙中山和宋庆龄迁居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这是两人婚后在沪最早的寓所；马路对面的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为中华革命党本部。
那时，孙中山为了开展政治宣传，奔忙于各处，如在7月15日，他出席驻沪粤籍议员茶话会，阐述维护民主共和同争取国民支持的关系：“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心中”；7月17日，他在上海张园举办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讲,强调国家“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据报道，“到会者有在沪两院议员、旅沪名流、商、学、政、军各界、新闻记者共千余人”；9月28日，他到上海徐园慰问和宴请美国、加拿大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成员,并与大家合影；12月21日，上海各界举行黄兴追悼大会，他撰挽联曰：“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1917年2月，孙中山在沪写成《民权初步》（初名《会议通则》，又名《社会建设》）。他鉴于“国体初建，民权未张”，“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所以参考数种关于会议规则的英文著作，并根据中国情况和本人见解加以阐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开会议事的程序和规则以及特殊情况处理等。他在序中说：“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苟人人热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同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把退位的溥仪抬出来上演复辟闹剧。7月3日，孙中山在寓所与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及海陆军各军官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不久，他乘“海琛”号军舰由沪赴粤开展护法运动，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同行；途经汕头，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一步的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民”。9月10日，他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昔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租住的环龙路63号，系坐北朝南的灰色法式假3层洋房，每层各有两大一小3间，底层和二层各有一个椭圆型拱门式阳台；楼上为办公室、书房、卧室，楼下为客厅、餐室、会客室，前院有一片方形草坪。夫妇俩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左右，《民权初步》问世于此。20世纪90年代末，寓所旧址建筑拆除，建造上海科学会堂大楼。
“他显得精神振奋，好像重新注入了充沛的力量”
1918年5月4日，因西南军阀和官僚政客阴谋改组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愤然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6月26日，他回到上海。
不久，孙中山入住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鉴于这位开创共和元勋与夫人长期居无定所，就集资赠送一座住宅；他闻讯后不肯接受，经反复劝说并考虑到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才接受下来。这是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外墙饰以灰色卵石，屋顶铺盖洋红色鸡心瓦；底层为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厅；楼前有正方形草坪，三面绕以冬青、香樟和玉兰等。从此，夫妇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书房内，孙中山发奋撰述完成《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等，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即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3个部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热忱支持，他立刻致电徐世昌“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且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之爱国运动”。经孙中山指派，上海《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于5月6日赴复旦大学，在该校饭厅发表演讲，通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全体学生热血奔涌，马上行动起来，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并筹建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29日，上海学联正在考虑总罢课后如何动作，孙中山又派代表约见负责人，鼓励学生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并建议学生抓住时机，大胆去租界游行，扩大影响；那时，租界不准学生游行，一旦学生与巡捕起冲突被抓，根据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律师不能出庭辩护，孙中山特意聘请了外国律师，以便在需要时出面交涉。5月31日，上海学生破天荒闯进租界公开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6月2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总干事朱承洵，听取对于此次游行的过程和反击一些教会学校阻挠破坏的情况汇报后，他高兴地说：“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沪成立后，孙中山发表演讲时表示：“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可以看得出：团结就是力量”；继而，他曾对学生代表发出由衷感慨：“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孙中山在对五四运动进行支持的同时，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新的思潮对广大青年的强大号召力，也给了他深刻印象，使他开始调整革命的方略，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全民所有的新国家”。10月10日，孙中山在沪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的总章，公布新的规约，设本部于环龙路44号。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由沪赴粤重建护法军政府；翌年5月5日，他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指挥反击受挫，于8月14日上午回到上海，下午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问题。
1922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寓所同李大钊、林伯渠会谈。8月底至9月初，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多次前往孙中山的寓所，与他就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商讨；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世界思想潮流、国家政治建设等的精辟看法，引起年长23岁的孙中山重视。两人谈兴甚浓，论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李大钊后在《狱中自述》中记述：“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8月25日，孙中山在沪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曾回忆：“这次会晤是在一位华人家中进行的……尽管陈炯明的背叛，理所当然使他十分失望，动摇了他在追随者中原已树立的信任，但他丝毫没有萎靡不振的迹象。恰恰相反，他显得精神振奋，好像重新注入了充沛的力量。他提出了新的可能性，表示特别需要国民革命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系。我们深入讨论了中国政治运动接触到的许多实际问题。”翌年1月18日，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和秘书拜访孙中山，在寓所初次会谈；继而，双方又多次深入交换意见，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其中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1月27日，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头版以“孙博士说，俄国将放弃沙皇向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为大标题，首先发表这份引起世人瞩目的文件。这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由沪赴粤，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2月21日，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统辖一切政务。翌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7日，孙中山由粤返沪，在寓所接见记者时，强调北上力求和平统一，并希望国民努力反抗帝国主义；11月22日，他偕宋庆龄等离开申城。1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孙中山先生抵津后，因中途劳顿，胃疾复作，医生谓须静养数日，现时暂停演讲、宴会、见客，入京尚须延。”然而，孙中山仍坚持发表宣言，与来访者谈话；12月31日，由天津扶病进入北京，受到3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他还命随从人员向人们散发所携带之宣言书。孙中山他积劳成疾，于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原址居住，直至1937年12月23日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对该寓所“决献于国家”，并“专供公众研究”之用。如今，故居内部陈设绝大多数为原物，并根据宋庆龄生前的回忆按原样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