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同大家深入交流，就做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教育再成热点话题。围绕教育领域核心问题，多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思路。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的期盼。

“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中超联赛副主席陈群看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影响力也有显著提升。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空前迫切。“我们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仍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尤其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更加重视。”

“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我们要在多个着力点上下功夫：如何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改革学生评价方式，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展多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逐渐普及的背景下开展大学教育等。”陈群建议，高校要迅速行动起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沉下心来推进新一轮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向改革要动力。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中超联赛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认为，构建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特别是要将应用研究评价由以论文为导向转向以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导向”，将科研人员创业企业、资本融入、吸纳就业、技术转让、税收缴纳、产值贡献等显性社会贡献纳入人才评价体系。同时，优化科研人员创业活动的人才流动机制，切实打开高校院所和企业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落实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制度。

在科技成果转化松绑方面，黄震认为上海部分高校的探索卓有成效。以上海交大为例，该校将科技成果“赋权”教师团队，学校不再直接持股，其收益递延至创业成功后支付，破解了科技成果评估等复杂流程带来的低效难题，孵化科创企业175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成果转化交易金额2024年实现巨大增长。“这正是机制体制松绑后释放的市场活力。2023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探索成果全部赋权完成人机制，若创业成功，由教师团队向学校支付收益权对价；若失败，则专利转回学校抵销债务。”黄震建议，大力推广“完全赋权”，尽快修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提供有力的法规条例支撑，强化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将科技成果交给科研人员和投资持股主体，将“完全赋权”从“盆景”转变为连绵“风景”，用市场手段把高价值科技成果“挖出来”，赋能产业创新。

“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要更具战略眼光，对人才培养进行前瞻性布局。”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说，高校要更有信心做好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培养更有社会责任感、更有德育素质的青年人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高校要坚定改革意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与汇聚，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助力。

如何强化教育对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杨振斌提出，要明确教育是科技和人才发展的基础，搞好教育才能为科技人才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不断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前瞻性学科布局，引领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要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打造产学研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要持续发力加强有组织人才引育，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和创新。”在全国政协委员、静安区副区长龙婉丽看来，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人才的育成，都需要通过教育提供直接的支撑。

“学校作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主体，是决定义务教育质量发展水平的核心。”她建议，聚焦教育整体综合改革，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创新力度，积极开展以“立德树人”为指向，以课程教学评价一体化为重点的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探索。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成为联结三者的纽带和途径。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抓好高中教育是重要一环，尤其要进一步深化我国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艳说，“近年来，全国各地在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与努力，如上海通过政策试点、设立研究中心、深化课程改革、开展特色实验班、推进‘大中衔接’等，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在培养对象、培养方式、制度支撑和社会协同上还有一些亟待优化改进的方面。”

刘艳认为，应进一步拓宽现有高中的教育类型，打造数理、科技高中，丰富教育模式，推进高中特色发展，主动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全面提升学生科创素养。同时，要注意加强动态管理，积极转变教育公平与英才教育格格不入的矛盾观念，打造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品牌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关注的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问题。他履职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如高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度有待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各主体间合作要更加通畅等。

“应以大（学）中（学）衔接为依托，构建综合化、整体化、体系化的贯通育人机制。”戴立益为此建议：形成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大中贯通培养的整体思路；更新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政策的贯通度；关注个体特质，对创新人才进行贯通性、个性化、差异性的识别与培养；理顺机制体系，构建具有系统性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优化教育评价，为甄别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贯通的评价机制；设立专项项目，在问题解决中贯通项目化育人成效；聚焦实践创新，凝练推广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典型案例；加强开放互鉴，进一步贯通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建设。

如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建议，要完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基础研究层、技术层、应用层等不同人才需求指导完善培养方案，同时建立定期更新教学内容机制。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特点，可开展硕博士学位论文环节的评价改革，鼓励以企业产品、应用场景、原创算法等成果作为学位论文的替代选项。应构建“双师型”师资培养机制，弥补高校师资在实践经验上的短板，鼓励教师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知识的共享传播。要创新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支持产教融合创新实验室牵头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探索有偿机制，促进企业先进制造设备和企业核心技术资源融入人才培养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认为，新技术蓬勃兴起对高校教育带来两个“加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加速滞后”，以及社会、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加速超越”，而解决快慢不均问题就是要将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如何做好“自然地融合”，在汪小帆看来，最核心的问题是改变高校原有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如果我们看科研成绩还是以拿到多少经费、写多少文章论英雄，我们的人才培养还只是以教师上多少课程、课时来测算，那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不太现实。”汪小帆建议，一方面要设计出更适应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标准，鼓励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另一方面要提供允许试错的制度环境。只有强化培养模式顶层设计，推动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人才的培养新路。

目前，教育部已分三批开展了高校与企业共建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为推进卓工院建设，各地积极整合高校、行业、企业、协会等各方资源，逐渐探索形成了“政府主题、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能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伍爱群说。

针对“高校传统办学路径与校企联培模式契合度不高，校企导师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相互赋能不够，职能部门在课程设置和组织教材编写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等症结，伍爱群感到，须“深化卓工院通用课程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创新定制化课程，形成教材及时更新机制；示范推广国内外卓工培养课改经验”，即按照“发现产业基础难题—凝练背后的科学问题—依靠科学研究解决行业共性问题—行业/企业加快创新应用”原则，由国家有关部委牵头，组织卓工院导师与联培企业或行业专家成立教材编写团队，加快推广基础理科使用国际通用经典教材，引入国际优质原版教材，立足当前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创新设计适合卓工培养模式的，融全面性、交叉性、融合性、前沿性的核心通用课程体系，并确保学生能够深入接触产业最前沿课题，提升学生将所学内容应用到企业的实践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伍爱群说：“要创新校企导师‘旋转门’制度，便于校企双方共同确定预期课程目标，共同评价实际效果。”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高校导师以“双聘”方式进入企业，另一方面也能鼓励企业导师到联培高校进行授课，及时从亟待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中提炼出适合人才培养的科学问题作为定制化教材，根据技术动向和企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变化灵活修改工程师的教学内容，以保证学生能够紧跟前沿、学以致用。

创新人才培养不仅依赖学校教育体系，还依托校外科普资源提供支撑。校外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接触最新科技成果、参与科技实践活动的机会，激发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也为培养具备科学素养的创新型人才提供直观学习的实践场景。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张文明认为，现阶段我国科普基地布局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科普基地空间布局不均衡，京沪两大都市圈“两点集聚”特征显著；科普基地主要集中在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科普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明显，影响了科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加大科普资源投入，需要重新评估国家及各地把科普经费及资源投入转向科技创新的做法，继续在科普教育上投入经费和资源，确保科学教育从图片走向实物、从课堂走向实践、从被动学习走向主动参与，提高学生和民众的科学素养。”张文明为此建议，完善科普基地认定标准，增加科普基地设置（或认定）中的对区域辐射能力的指标认定，在《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创建与认定管理办法》中加入服务半径、区域人口、学生规模、公共交通等因素的考量；优化全国科普基地的空间布局，减少区域之间的资源差距，形成“政府引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循环，确保科普资源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

增强传道授业解惑本领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明确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上，如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认为，教育家精神始于理想信念，落于弘道追求，是中华传统“师道”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放在独特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中去理解和培育。

“‘德’为首，需要强调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需通过师德课程等方式，培养师范生的仁爱之心与道德操守；‘才’为基，需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培养人的目标搭好了，才能掌握育人智慧；‘行’为本，是要培养一种‘反思性实践’的能力，从师范生培养开始，通过常态化、浸润式的教育实习、社会实践，锤炼其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袁雯说。

袁雯还提到，要保障教师权益、提高教师地位。她认为，首先，要提高教师行业入职门槛，让更多社会精英进入教师队伍之中，让教育成为人才生态的高地；其次，要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权，不要让教育成为“非专业领域”，政府要为教师在合法范围内所做的决策提供法律保护；再次，要为教师提供终身专业发展的通道，持续地保持其专业性，增强其知识生产者的属性。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丁光宏长期关注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主题。“要特别关注对学生基础素养的培养。”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实践，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的社会适应度，丁光宏强调，在众多基础素养中，还应特别关注对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环境适应能力培养。“因为，学生在学校里能学到的，最极致的也不过是当时环境下的一些知识或技能。但真正的人才是属于未来的。因此，一方面，他们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具备足够的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学习能力。”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丁光宏认为，教师队伍质量保障，也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他具体建议：应帮助职业教育的教师及时地进行知识结构的更新。“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教师的产业融通性，打开校企之间的‘旋转门’。如在企业联合办学中邀请来自企业界教师的加盟，还可以为在校教师提供更多在企业深化实践的机会。”

通过调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发现，当前乡村中小学AI设备和网络通信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乡村教师已开始尝试使用数字资源和AI设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随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升级，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堵点。比如，制度供给与乡村教师实际需求存在错位情况，针对教师数字素养所开展的培训精准度不高，在提升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上尚未形成有效的多方合力。

他建议，通过实施“乡村教师AI素养提升”专项工程，推动组建各类有大学科研支撑、厂商AI大模型技术支持的乡村教师AI素养提升联合体，大力推进乡村教师AI素养的提升及专业能力的发展。要切实加大乡村地区的信息化投入力度，持续强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乡村学校的数字基座，为AI赋能乡村教师能力提升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建立“教研培”共同体，研制乡村教师培训方案，形成多层级多样态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机制，协调学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多方力量，构建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战略联盟，助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